编者按
19世末到20世纪前期，地处帝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有大约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被迫流散到中国、日本、中亚和美国等地，形成了“离散朝鲜人”群体。本文从反映“在日朝鲜人”生存状态的美国电视剧《弹子球游戏》切入，结合作者在中国东北的田野调查，从微观视角揭示小人物、个体命运与东亚近代史的关联，个人、家庭、家族通过泡菜这一寻常物事来维系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由此思索个体经验和选择对国家边界塑造的意义。
二〇二二年，美国苹果电视（AppleTV）推出了讲述在日朝鲜移民经历的电视剧《弹子球游戏》，目前已播出第一季。本季的结尾，主人公顺子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将自制泡菜用小车推着，顶着路人嫌恶的表情来到大阪的火车站。在嘈杂的人流中，她开始叫卖，声音从胆怯羞涩，到逐渐豪气万丈：“您吃过朝鲜泡菜（Kimchi）吗”“请尝尝泡菜”“大阪最好吃的泡菜”“城里最好吃的泡菜”，直到最后那一句：“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摄影机的视角从顺子弱小的身躯上扬，直至鸟瞰着整个火车站地区。
《弹子球游戏》（Pachinko，又译《柏青哥》）是韩裔美籍作家李敏金（MinJin Lee）发表于二〇一七年的英文小说。小说聚焦于一家三代人，其时间线索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讲述了在日朝鲜移民的煎熬、忍耐与情感。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得到广泛好评，斩获多项奖励，许多国家很快出版了译本。电视剧则大致对应小说的第一部分“故乡”。
二十世纪初，朝鲜被日本殖民。在釜山的一处小渔村，主人公顺子和守寡的母亲以开旅店维持生计。她年少聪颖，但对男女情愫懵懂无知。被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朝鲜富商诱惑，顺子不慎怀孕。当得知富商在日本已有家室，无意娶她，她坚决拒绝当情妇。此时，从平壤来到釜山的牧师白以撒，因病滞留在顺子母亲的旅店，受到母女的悉心照料。得知顺子的不幸遭遇后，白以撒毅然决定娶顺子为妻，并带着她投奔在日本的哥哥一家。他们同哥哥一起，住在朝鲜劳工聚居的贫民窟。白以撒在劳工中传播左翼思想，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哥哥也丢失工作，一家人顿时生活无着。在这个情节设定下，火车站卖泡菜的场景出现了。它象征着人物命运的转折。原著里，顺子卖泡菜的段落，和电视剧的处理稍有不同。中文译本如下：……顺子看着他们（指她的儿子和嫂子）走远。他们一走出听力范围，顺子便大叫起来：“泡菜！美味的泡菜！泡菜！美味的泡菜！太美味了！美味的泡菜！”
她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熟悉，倒不是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声音，而是因为这让她想起了她小时每次去市集的情形。一开始，她和爹爹一起去；后来，她长大了，便一个人去；再后来，她有了心上人，去市集都渴望吸引她心爱之人的目光。大婶们叫卖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中，现在，她也和她们一样了。“泡菜！泡菜！自家做的泡菜！亚野区最美味的泡菜！比你祖母做的更美味！好吃，太好吃了！”
电视剧以视觉形式着力延展了空间——火车站、城市、世界，小说中的卖泡菜场景则追溯了时间：她的童年、少年、青春，以及过去在朝鲜的生活。在小说中，时间/历史成为理解个人机遇最重要的舞台。李敏金在开篇就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她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历史辜负了我们，但没有关系。”
“在日朝鲜人”（zainichi）这个群体在二十世纪的经历，在小说中完整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熟悉东亚近现代历史，尤其关注朝鲜离散群体的人来说，故事的背景和线索，或许并不陌生，但小说与电视剧从微观的视角，凝视一般历史学者不太会注意的小人物、个体生命和日常之物，更为生动和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命运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关系。以顺子为代表的在日朝鲜人，和以在日朝鲜人为代表的“离散朝鲜人”群体，是观察东亚近现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视角。跳开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们需要了解发生离散的真实历史背景。十九到二十世纪，处于帝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是东亚最为动荡的社会之一。在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挤压下，朝鲜半岛上的家庭和个人，离开故乡，不断流散到国外。其中最大的一群，跨过图们江和鸭绿江，定居在中国东北。他们最初是以朝鲜北部的两个贫困省份——咸镜道和平安道的灾民为主，本来是为求生，冒死垦种荒地。但恰好清政府在面对俄国地缘压力时，改变实行了两个多世纪的封禁政策，大力开发东北边疆，这批垦民便定居下来。在经历了从日俄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后，留下的朝鲜人成为东北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朝鲜族”。另外一群，沿陆路迁移到与朝鲜东北角接壤的俄罗斯，成为开发俄帝国新边疆——沿海州的主力之一。这些朝鲜移民及其后裔，在尝试融入俄罗斯社会的同时，也和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互通声息，保留了本民族文化。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与苏联敌对，斯大林担心在沿海州的朝鲜人为日本刺探情报，下令将他们整体迁移到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后代被称为“高丽人”。
李敏金着力表现的“在日朝鲜人”，很多是二十世纪前期，为填补日本本国劳动力缺失，而移居日本的。他们自己的土地，被日本殖民机构兼并，逐渐转移到在朝鲜的日本移民手中，他们则来到殖民者的国度，充当廉价劳动力，忍受着非人的社会歧视和资本剥削。电视剧中，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关东大地震情节。地震过后，在日朝鲜人被污蔑为投毒犯，遭私刑凌虐，成了灾民群体中的“毒药猫”。这段情节，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另外一小群条件稍好的移民，去到美国的夏威夷以及西海岸，成为所谓“亚裔美国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在美同胞”的数量，在朝鲜战争之后逐渐增加，主要来源于与美国建立冷战-后冷战同盟关系的韩国。出生于首尔的李敏金，就是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的。名著《朝鲜战争的起源》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估计：大约有11%的朝鲜人口，在“二战”结束前离开故土。这个数字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增加，据加拿大历史学家施恩德（Andre Schmid）总结，目前学界的估计是在13%到20%之间。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朝鲜，总人口的大约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包括男女老幼——都离开了故乡，飘散到世界各地。这在东亚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全球离散的朝鲜人群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命运遭遇各不相同。其中，有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沿海州从事武装抗日的战士，有在中国内地奔走联络的独立运动家，有去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民族主义者，也有数量众多的、加入到日本各类殖民机构中的“合作者”（所谓“韩奸”）。而即使是反日的独立运动人士，也有左翼、右翼、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思想路径。也许其共同点，只在于对“朝鲜（韩）民族”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想象。但这个国家应该是什么形态，对这群“失国之族”（stateless nation）而言，是不明确的。这也导致，当国家终于“光复”，国家旋即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战后回到朝鲜半岛。此时的故国，却在美国的提议下被南北分割，分别由美苏占领。很快，冷战阴霾笼罩东亚，本来只作为临时受降分界线的北纬三十八度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成了两个对立阵营的分界线，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内化至半岛内部。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进一步强化了对峙。在冷战后期，三八线又成了两个主权国家的国境线。家园南北分裂，认同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民族国家”，却是以对方为镜像，完成自身合法性的构建，直至今天。
一个“民族”的两个“民族国家”南北相望（来源：news.virginia.edu）
需要注意的是，数量更多的移民，却并不是以上这些精英，而是像顺子一样普普通通的朝鲜人：在东北垦荒的农民、强征到日本的劳工、随日军侵略而流离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的“慰安妇”、被斯大林强行迁徙到中亚的定居者……他们颠沛的旅程，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故事，以及通过家庭、家族、亲友、同乡、同胞构筑起来的人的网络，跨越了东亚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边界，并且串联起一部完整的东亚近代史。顺子和她的家庭，选择留在了日本，成为战后“在日朝鲜人”。和作为中国公民的“朝鲜族”不同，“在日”并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群体，而是随着冷战对半岛的撕裂而撕裂。战后初期，大多数在日朝鲜人，认同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们成立的组织“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接受朝鲜国家的资助，兴办朝鲜子弟学校，设立银行，出版刊物。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日朝之间的民间外交机构。他们或者无法、或者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也不愿加入韩国国籍，故在当地属无国籍人。在后冷战时代的日本社会，“总联”日益边缘化。而随着日韩建立邦交、冷战后经济政治天平朝南方倾斜，认同大韩民国的组织“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则获得了更多资源和人员，对日韩关系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冷战到后冷战时代，韩日右翼势力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成为二〇二二年安倍遇刺事件后，引发众多讨论的一大话题。而无论是“总联”还是“民团”，在日朝鲜人经营的主要产业之一，都是弹子球游戏厅。因为在民众印象中，游戏厅总与操纵赌博、黑帮活动纠结不清，所以朝鲜人在这个产业的成功，又反过来加深了日本社会对这一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据说李敏金最初打算以《祖国》为题出版这部小说，但她在访谈中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总是多多少少和弹子球游戏产业有联系，便改以现在的标题。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弹子球游戏是一种隐喻：在日朝鲜人永远处于一种“无法赢”的状态，不论庄家（祖国）是谁，他们都在忍耐不公的际遇，也包括“历史”对他们的不公。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移民群体，像朝鲜离散群体那样，各自有着专属的名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维系着与故乡以及群体之间的联系。“在美”“在日”“朝鲜族”“高丽人”群体，又在各自定居的国度，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在诸多领域成为引领者。从这个视角出发，二十世纪到当代的朝鲜移民群体研究，天然具备一种全球史意义。《弹子球游戏》全剧以韩语、日语和英语对话，恰好是这种跨越语言边界的全球性的生动体现。当然，因为原著中没有涉及朝鲜族或高丽人群体，所以这种全球性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美国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图景。即便如此，它的跨语际实践，仍值得赞扬。也因此，它所收获的关注、讨论与喜爱，超越了美国或者韩国。而在历史实践中，朝鲜移民群体所跨越的，不但是语言边界，更是国族的边界——既是实体意义的，也是各种社会意义的。近现代的边界与国族，从来是相互塑成的。国家虽然主导了划界，但在边界因为被流动弥散的人群所跨越，因而需要重新定义的过程中，新的国家、新的民族、新的空间观念，也由此形成。举例来说，十九世纪朝鲜边民越境开垦吉林边地，本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但恰恰因为越境的朝鲜人或主动或被动纳入到新的国家之中，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华民族，才得以实现、丰富了自身。
电视剧《弹子球游戏》海报（来源：douban.com）主流的边界研究，会强调国界对于社会和家庭的分割及连接作用。但是从微观视角审视，有些时候，家庭、个人也在不断定义着国家边界的意义。比如中国朝鲜族群体，他们选择跨过还是不跨过边界，其实也塑造了中朝边界的某种社会性。个人、家庭、家族，在面对边界的时候，不是全然被动无助的，他们也有自己强烈的主观选择。人在边界面前的能动性，使得同样一条边界，在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人物面前，呈现了更为复杂、灵活、多变的样貌。分割与连接，可以是由人的主动性塑造的。如果把对移民群体的认知，从国家层面“降低”到个人和家庭的层面，就可发现：日常生活中，有活的历史，那常常是档案资料或者官方文献中不太会记录的“人间”场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琐事、细节，构成人类记忆网络中最深挚，也最生动的节点。就好像《弹子球游戏》中顺子来到火车站叫卖泡菜。看到电视剧结尾的这一场景，我立刻联想到在沈阳的朝鲜族社区做田野调查时，看到的热闹非凡的朝鲜小菜市场，了解到的各色人物的经历。仍然健在的老一辈朝鲜族，很多人还记得自己或者长辈是乘坐火车，从朝鲜半岛来到东北的。城市朝鲜族社区的形成，与火车站相关——比如沈阳的西塔朝鲜族社区，就毗邻当年南满铁路奉天驿，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南站。这是他们最初落脚的地方，后来便逐渐积聚起一个小移民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后更扩大为城内最大的朝鲜族社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朝鲜族开始个体经营，他们和顺子一样，推着堆满朝鲜泡菜的小车，到他们当年落脚的车站附近叫卖。泡菜寄托了这些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未来的冀望。
和《阿里郎》、尚帽舞一样，泡菜大概早已成为朝鲜文化的全球性标记。在美国教书时，一位韩国学生告诉我，他每个月都要父母从韩国寄泡菜过来。他们这批小留学生，很少买本地韩国超市里卖的泡菜，因为吃不惯。似乎每个人，都只认自己妈妈做的味道。当时听到这个事，惊讶之余又觉得新鲜。在沈阳西塔社区，当地最早的几幢民用住宅楼，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起来的。人们管它叫“平壤楼”，或是“平安楼”。据说那是市政府为了照顾朝鲜族同胞，仿照当时平壤的楼房样式建造的新式居民住宅。楼房三面围起，每家进门就有炕，完全按照朝鲜族生活习惯设计。最重要的，还有储存白菜的地窖。一到冬天，朝鲜族居民全家出动，买白菜，然后腌制泡菜。一个五口之家，一冬天要做两千多斤大白菜。长辈写下配料，儿孙们负责采买，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大量的辣椒、蒜、酒和白糖。虽然配料大致相似，但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味道也不太一样。那段日子，人手多的家庭最让人羡慕，干起活来又快又好，邻里之间也会互相帮忙，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泡菜腌制在大缸中，放入地窖。
清初四塔之一西塔，位于沈阳市西塔街道。时至今日，西塔已成为娱乐消费区，但仍以朝鲜族特色而闻名
很可惜，随着城市的扩建改造，这些烙有社会主义时代印记的老住宅已然不存，连图像资料都难以找到。我只能凭借访谈记录，想象那样的场景：男女老幼围在装满白菜的盆和缸子边忙碌，把红红的辣椒面抹在白色的菜叶子上，鲜艳又明亮。整个楼道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大蒜、辣椒和其他香料的味道。相同的忙碌在春天会再来一次，那时候冬储的泡菜吃完，各家各户都要赶紧把储菜的大缸拿出来清洗，否则味道就会很难散发干净。听老人们说，如果闻到谁家的缸有味儿，就说明那家人懒惰。这样的故事很微小，却有着不凡的意义。它是中国城市朝鲜族重要的集体记忆，也深刻影响着朝鲜族身份的形成。西塔位于今天沈阳市的核心地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娱乐消费区。但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侧面，隐藏着一条小巷，是所有朝鲜族，也包括汉族，都会去采买泡菜的地方。我每次去做田野调查，都会流连于此，这条拥挤的巷子里，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小吃和作料，有打糕、酱菜、花生，也有现磨的辣椒面、自制的米酒，以及冷面。巷子中永远混杂着泡菜、辣椒、桔梗、米酒……的浓郁的味道。朝鲜族朋友说，现在没时间自己做泡菜了，常常会到这里来买，至少味道比超市的正宗。
沈阳西塔街夜景
新世纪初的一段时间，社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活跃的商业氛围，吸引了大量外省朝鲜族、汉族前来寻找机会。也一度有多达数千名的韩国人，以及数量不小的朝鲜人和日本人长期居住。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曾着力以“北方小首尔”“韩国城”的品牌打造此社区。但是，它当然不是“韩国城”——这个带着鲜明后冷战和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称呼，抹杀了这个中国朝鲜族空间近百年来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其中，有那么多关于边界、故乡、家庭和邻里的故事，需要认真地讲述。历史与生活，总是需要被书写才能被记忆。而历史学者们的书写，又总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我们都知道，传统意义的史料中，没有多少是关于普通人的生命，也没有多少记录着个体的生命体验。比如，哪些官方档案中，能有关于泡菜的记忆、意味，和它连接起的跨越边界的联结？我们当然可以使用口述史料——这也是我本人在写作时非常倚重的材料，可是当我们把口述内容转化成历史书写，又面临着很多困难的取舍，比如：什么样的内容才能成为有解释力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沦为琐碎、平淡的个人经验？如何表现这些微观事物的味道、质感，和凝聚在其中的厚重的生活体验？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讲述个人的故事，他如何面对历史碎片化的批评？在这方面，小说和影视作品，用某种程度的虚构，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真实，既突破了历史书写的樊篱，同时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借鉴，揭示出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弹子球游戏》中表现的离散朝鲜人的历程，就是一部真正打动人心的历史叙事。它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关注了所谓跨边界的边缘群体，而是把连贯的、从殖民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洪流，折射在细微的生活经验上。泡菜，就是折射这种大时代、大背景的微小的棱镜。我希望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写出“世界上最好吃的泡菜”，在那个时候，也许历史才不会“辜负我们”。（《柏青哥》，［美］李敏金著，刘勇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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